黃岡河流域考古、人類學及碑刻調查(2012-2013)的收穫

Abstract

饒宗頤教授作為一位集大成的「大學者」，曾提出「五重證據法」，除文獻材料外，尤重視考古出土材料。饒教授雖甚少進行考古工作，但卻對考古學十分關注和重視，2003 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的宗旨中，亦把考古學工作和研究列在重要任務之一。 一直以來，饒教授十分粵東地區地方史，特別是上古史部分。饒教授早年曾在韓江流域進行考古學的田野考察，著有《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香港，1950 年)，此後亦十分關注粵東地區 的考古工作和發現，並對浮濱文化之遺物進行研究，復據《漢書》、《通鑒》等史籍，指出漢初越族有「南武候織」，被封爲「南海王」，然而其封地則史籍所載不詳，粵東及閩西是尋找南武候織之南海國的一個關鍵綫索，寫成〈從浮濱遺物論其周遭史地與南海國〉及〈浮濱文化的符號〉二文。(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21 世紀初，在饒教授的支持下，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與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合作，組織了榕江流域的先秦兩漢考古調查與研究工作，雖初步建立了粵東地區漢代以前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序列，但是仍未能找到南海國遺存，未能實現考古學發現與文獻記載結合的重大突破。(見《揭陽的遠古與文明——榕江先秦兩漢考古圖譜》和《揭陽考古2003—2005》。) 然而，饒教授對此課題仍鍥而不捨，更在2012 年以其個人名義資助「黃岡河流域考古學及人類學調查計劃」，在此，我們在此特別感激饒教授對學術的熱誠和支持。本計劃由中山大學南中海考古中心和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組成聯合調查隊，領隊為中山大學南中海考古中心許永杰教授和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鄭煒明博士，參與計劃的還有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鄭君雷教授和郭立新教授。 本計劃的調查將工作範圍鎖定在閩潮交界的黃岡河流域，意在填補以往考古工作的薄弱區域，期待通過聚落考古學的拉網式調查方法，發現並認識這一區域先秦兩漢時期考古學文化的面貌、編年與序列，探索黃岡河流域與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的關係，揭示其在粵東地區、珠江流域乃至華南地區的地位和作用，並期待南海國的考古學探索得以進展。與此同時，本計劃亦對流域內的現存聚落進行人類學調查，以全面地對該流域進行考察。本計劃的田野工作於2012-2013 年已完成。 調查隊在全國第二次及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基礎上，對已記錄之遺址進行複查，並沿流域進行地面踏查，以期發現新的遺址，調查共計登記(含原有) 遺址共48 處，主要可以分為先秦時期遺址(浮濱文化) 和明代窰址，調查隊並對其中一處浮濱文化遺址(媽宮山遺址) 進行試掘。 人類學調查方面，本計劃以村落為對象，以訪談方式，搜集村落的歷史、人口、宗族、信仰、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材料，並盡量搜集文獻資料(如族譜等)，以分析其聚落形態。 在原計劃的考古學和人類學調查以外，調查隊亦對現存碑刻進行記錄，共登記碑刻200 多通，並測量、拍照及抄錄。